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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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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的精神分裂症(转帖)  

2009-12-24 12:13:48|  分类: 博学慎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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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的精神分裂症——以薛涌《北大批判》为基础,以自己为例

小学的时候,为了鼓励小朋友们做好事,班长每天都要把班上同学做好事的情况登记下来,周五上交学校,跟其它班级比比哪个班做的好事最多,依此加分奖赏。班长登记的格式是这样的:什么同学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好事。最后统计出一个做好事总数,也就是最后要与其它班级一比高下的数字。每个人做了好事都要自己去告诉班长,为了防止班长不相信的情况,老师更鼓励小朋友们以一个恩人的身份把自己帮助过的证人找来,到班长面前说:“看,就是我帮的他。”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苦苦地找好事做,恨不得天天有人摔一跤,然后跑过去扶一把,立马光荣了。一开始小朋友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事,做些什么好事,后来老师一开导,好事果然多了起来。从一开始的一周十件到了后来的一周一百件,有个班还破了一周做一千件好事的纪录,我记得校长将这个数目和对应的雷锋附体班的名称宣读出来的时候,全校一阵羡慕之声。


因此,今天一个个打着给别人送温暖旗号去霸占别人生活,去欺凌弱者,谴责“罪犯”的道德完人从何而来,也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当我们从小学毕业出来的时候,唯一可以保障的是,他们成功培养了一堆恩人。因此,一大片毫无逻辑的人会冒出来,发明很多“应该做的事”,外带无缘无故地说一句:“为你好居然不领情?”也因此,谦卑再难找回来,希望别人感恩或者随便感恩的心一抓一大把。

惯性撒谎和陌生世界

帮别人捡一个作业本就觉得自己施了恩,小孩子在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就被强迫相信这一点,是很恐怖的事情。也因为要做好事,我们甚至在小小年纪便不小心地磨掉了做人的底线,然后学会了撒谎。我不知道一千件好事那个班级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我们一百件好事的班级里,老师为了鼓励一个从未做过好事的小朋友,会故意把椅子弄倒,然后说:“扶起来,扶起来你就做好事了。”然后那个老实的小朋友扶了起来,也就上了光荣榜。我记得这个情景是我第一次经历撒谎,而后来,撒谎的机会就多了。

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小孩们读到过华盛顿小时候那个诚实的故事,知道了诚实是一种好品质。但正当他们要在现实中履行这种品质,并对此进行思考的时候,现实并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非常强硬地说:“我就不诚实了,怎么着。”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吓坏了,乱套了,不知道该如何调和教科书和现实的关系,因为对他们来说,教科书不会骗他们的,现实也不会骗,就这样,他们出现了第一次的逻辑混乱。结果,长期遭遇这种混乱的人分成了两拨,一拨人既相信诚实的重要性,也相信现实的正当性,所以既然这样,他们不会认为作弊、小偷小摸、往奶粉加三聚氰胺是什么不诚实的行为,而只是现实需要,找到了一个出口,就把这一点理顺了。另一拨人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性,觉得诚实本身就是一种傻子才会有的行为,是一种不会生活的表现。

到了中考的时候,学校很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不能作弊。那时候,老师说出了作弊的后果,那就是一旦查出,马上公布,而且什么成绩也没有了。这是我们不作弊的最大原因,也是唯一原因,但我发现他们实质上也在有意无意地暗示:如果查得没那么严,作弊这种事情绝对鼓励啊。实际上,在我初中毕业不久后,就听说中考的管理有所松懈,许多老师争相收钱为学生们争取作弊的机会,有些题在前天晚上就漏了出来,于是老师连夜给学生开动员会。至此,谁都不知道教科书上说的那个“诚实”到底是什么意思,谁想讨论一下诚实的真意,就会被“真烦,讨论这些还不如管好你自己”这种带着巨大糊涂劲的声音驳得瞠目结舌。所以,到了大学,不作弊跟离群、脑子不正常联系在一起,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每年都会签“诚信协议”,为一向枯燥的校园献上一点黑色幽默,也为社会增添一种不真实感。喜欢撒谎的社会是虚幻的,正义本身成了大笑话。从小学写作文开始,将到处是死鱼的池塘写成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无疑是在将学生往一种心理变态精神分裂的方向培养,加之这种病态心理在以后的教育过程中一次次地受到鼓励,得到验证——想成功,就得这么个病法,中国人的精神分裂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了。以至于明明是A,要说成A+,才显得有生活常识。到处都是幻觉,却自以为是真实,并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但凡遇到有人说出了A的事实,反而会被指责一句:“瞎编什么。”

在中国教育的环境下,作弊可能更多是被逼出来的正当防卫。有人用枪指着你,跟你说如果不偷东西就会把你嘣了,那你是偷还是不偷?你会选择,不偷白不偷了,或者,命搭上可不值得,偷完之后再慢慢忏悔吧,或者,英勇牺牲。如果你学的不是知识,而是粪便,如果你想给脑子留一个干净的空间,然而又想在检测的时候通过,那你是作弊还是不作弊?这个时候,正当防卫就很难归到欺骗这一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正当防卫就不能催生出不诚实的品格。如果一个社会足够坏,我们处处都要以一种伤害别人的手段来保护自己,那么这并不能说明是受保护者的胜利,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如果作弊居然不得不正当化,学生才能呼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那么说明所教授的内容是多么的有害。

课堂内容究竟多么有害,薛涌书中的“感情标准化”和“思想标准化”就说明了一切。从小学到高中,(大学我没有上过语文,所以不知道),“赏析本文,说出你的感受”等等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赏析本文,说出我的感受”。当然,我们在课堂上总有一个很分裂的说法,就是“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感受完之后,我们都知道自己原来感受错了。于是他们又会告诉你:“应该这样感受,不应该那样感受”,“这种感受太肤浅了,这种感受太钻牛角尖了”。那到底是谁在感受?我的真实感受,为什么要把你的感受掺杂在内,或者直接嫁接过来?还是觉得我们这些小屁孩,懂什么感受,真正高雅的感受只是你们这种?——的确是这样,我想许多老师、学生,也都是这么想的。感情的标准化,言外之意就是标准的才是高雅的,因此达不到高雅的都很低俗。所以学生们在苦苦挣扎,无法达到高雅标准之时,终于放弃,自认低俗,同时也将正义、良知、爱心、诚实、关怀、真理这些跟高雅似乎是一个词系的东西一并放弃,认为实在太遥远,做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屁民挺快乐的。反过来,能够达到这种高雅标准,说着一口流利套话的人,便会自动认为自己具备所有包括高雅在内的同词系的种种品质,上哪都将别人的低级趣味鄙视一番,并借着这种标准化形成一种高雅洁癖,对别人的非标准化情怀大挑毛病。

在中国,语文成为一个垃圾课程,并不因为语文本身有多么不必要学,而是中国教育已经恶意利用语文将它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薛涌所说的语文阅读实质一针见血:“在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通过写作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学会认字和说话到利用认字和说话来更好生活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的,于是出现了语文。但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出现,则把一个会认字和说话的人扭曲到不会认字和说话或者是认错字和说假话的程度。语文教育的力度一直都没有减少,但是在大学,写写请假条,写写自己的意见都会造成一片恐慌。“到底怎么写,实在编不出来。”在记录自己真实情况的时候,学生们还是以一种“编”的心态来对待,这充分体现了语文教育的恶果,便是剥去生活常识,训练撒谎的技巧。说说自己感受,这到底有什么好编的?

薛涌所说的,“用写作建立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可谓精准。与世界的联系建立不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游离于世界之外的人,只会对眼前的事情吃一惊吓一跳,对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其实与自己是没有任何关系。我想,“写作”的意义是广泛的,不仅仅指提起笔来写字,还指对世界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也就是说,即使是大字不识的一个人,如果他在表达自己看法的时候并没有像教育牺牲品们一样遮遮掩掩,不知该怎么说,担心这样说会不好,以致完全没有输出的东西——如果他并没有受到这些东西的束缚,而是真实、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他便是一个与世界建立了联系的人,因为这样一个真诚的人,如果认了字,也必然出口成章。

论辩伤和气

“那么,大学时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心灵中默默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

“即使在神学界,许多人也认为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dialectics,即所谓的‘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通过问答的方式获得知识的途径。”

“这让我想起一个许多年前读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刚刚考取以为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的研究生。他兴冲冲地到实验室里见导师。导师的第一个作业时让他花上一上午时间观察鱼缸里的一条鱼,然后把鱼的主要特点写成报告。他没有想到这位大师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他将信将疑地花了20分钟,把该观察的都观察了,也把观察到的一切都写出来了,自己呆在那里无所事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上午,把报告交给导师。导师在报告上溜了一眼,很不满意地说:‘就这些吗?’然后随手指出几个他漏掉的特征。他回去和鱼一对,果然如此。于是,第二天还要继续观察。这次他学乖了,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可是,再交卷时,导师又点出许多漏掉的东西。他第三次回去反复观察,索性花几天时间。在这一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最好的观察方法就是画。只要照着鱼动手一画,鱼身上许多视而不见的东西就突出了出来。他正是这样过了第一关。”

薛涌老师的这三段话描述了学习的最理想状态:论辩、实践和思考。不过,这也正是当今校园并不存在的三样东西,或者说,在学校的小范围内,这三样东西才战战兢兢地存在着,而学校本身其实对此是并不鼓励的。论辩,反而成了伤脑筋、伤和气的代名词。论辩不起来,意味着对所讨论的问题是不关心的,所以通常所谓为了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云云的辩论会往往只是一个套话秀场,而所讨论的实质则是无关痛痒。而如果不是在课堂或者是辩论会场合,一旦遇上问题分歧,总会被人非常和谐地制止下来:“各有各的观点嘛。”一旦有进行论辩的趋势,则会有一方及时说出:“好了好了,你不能强迫我接受你的观点啊。”一旦论辩有幸进行到兴头上,则会有人突然感叹:“其实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可见能够在学校与人进行一场真正的论辩,是多么不易,讽刺的是,学校本最应是论辩的场所,如果人们根本没有为自己所坚持的东西据理力争的劲头,那么在社会上必然也处处放弃自己的权利,时时让步并听从虚幻“组织”的指挥和安排,而活不出自己的尊严。论辩在学校地位之低,简直耸人听闻。可怕的不是不论辩,要是大家都有自己坚持的观点,而只是赌气拒绝与道不同者论辩,那反而是好事。问题是,学生对自己坚持的东西也都是不确定的,而且,不仅不论辩,连论辩是什么,恐怕也没人搞得清楚。比如说一旦论辩就被认为别人在“强迫自己接受他的观点”,那直接说明他根本不懂论辩为的是什么,而只是以为跟老师判卷一样,在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分出个对错,以为一旦说出自己的观点,就会被人标准化,被人贴上低俗的标签。学校教育留给学生的痕迹在这里一清二楚。

我在学校听过的最精彩的论辩,是两个女生为了争自己晾衣服的地方对骂,作为一个偷听窃喜者,我觉得那次精彩论辩让我受益良多。首先双方都有非常鲜明的立场,也证据充足,并非常自信,而且也都有奋不顾身的劲头,我觉得这就是论辩。在涉及自己利益问题上的时候,人的脑子无论被糟蹋到什么程度,都会涌出一种论辩的精神,说明论辩是人的本能。而摧毁这种行为的途径也很清楚,那就是让人们找不出可以论辩的东西。确实,在争自己晾衣服的地方之外,我们的论辩内容,再难扩展开了。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连这种基本利益问题都要妥协,人即使有那种精神,是不是也要永远密封了呢?

在大学课堂上,这已经是习惯:老师一提到要学生张嘴说话,便怨声四起:这老师怎么这样儿啊。你在初中高中强迫学生闭嘴,让他们听你讲话,他们怎么会在大学自动张口说话呢?人家已然很乖地成为了听话机器。输入设备发达,没有输出设备。当然,大学所谓提倡的老师与学生互动也只是开始说说而已,看到学生没劲,老师也不费那劲了,直接自己说到爽完事。于是,老师成为话痨,学生成为话痨接收器。在大学,即便是难能可贵的有独立人格的老师,甚至也只顾着用自己的绝妙语言启迪学生的智慧,学生意识觉醒了,说话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就是悟到了,但说不出自己悟到了什么。一旦将自己悟到的实践到社会上来,仍然是乱套的。

上课能够听老师扯淡,实在也是一件幸运的事了。这的确是我们发散思维开阔视野的唯一机会,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享受别人的扯淡,而是自己扯出淡来让别人享受。可惜的是,有时候连享受别人扯淡的机会也是极少的,教育的另外一种受害者——正儿八经的老师(也是普遍的老师)常常只会照本宣科,可是凡是人都有扯淡的本能,所以他们也会不小心跑题,但往往一说到关键处,便会作突然警醒状,说:“咱上课了咱上课了,别废话了。”所以,所谓的上课学生捣乱,就是对抗这种正经老师正经课堂的唯一办法了,我们从小到大在课堂上都热衷于此。一旦有学生大胆喊一句离题万里的话,便像第一个撞开城门的人一样,接下来便会有热血群众蜂拥而至,纷纷响应。学生也是一样的,都还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热情的人,马上会被兴奋的话题触到敏感的神经,直至老师发疯似的制止。而这种捣乱一旦得以进行,一旦老师失去控制,便会马上变成一堂生动的社会讨论课或者对话技巧课。学生会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说出能够制造出很好现场效果的话,然后接话的学生会再接再厉,让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兴高采烈地转向学生阵营这一边,争取人多势众,以阻止老师再次控制课堂。在此过程中,学生必须有急智,也必须开动脑筋,必须思维发散,甚至伶牙俐齿。实际上,这种语言能力或者组织能力的学习效果,简直比几年困在教室听别人诵经要高得多,因为那种不着边际和离题万里,正是想象力的源泉,也正是新颖东西冒出来的机会。这也足以说明了学校荒唐的地步,竟要以一种本属于“败坏课堂”的方式来争得自己的学习权利。学校已经把真正的学习糟蹋得差不多了。

专业教育为的是逃难

“专业教育是对人的奴役。”如果学校并没有失去它的本意,我想这是我再同意不过的一句话,然而“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到了中国教育的大环境下,概念也完全被扭曲了。通才教育本应是,比如说,有十种口味的雪糕,卖雪糕者在一旁介绍各种口味的诱人之处,并争取吃雪糕者能享受到各种口味,获得吃雪糕的乐趣,从而更大程度地了解雪糕。中国学校则断章取义地认为,必须尝遍十种雪糕才能算上是尝过雪糕的人,于是,作为卖雪糕者,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也就完全反过来了。他们会规定,每个人必须尝够一定数量的雪糕,并且每一种都不能落下,如果哪个人吃不下,还要逼着吃。这就是中国教育定义之下的通才教育。换句话说,这种教育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面对过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而教育对象如果成为了一个模糊地群体,目标也只有一个:我喂,你吃。群体中如果冒出一个“你喂,我吐”的人,也就违背中国教育原始的“一群人”宗旨了,无论这个人出于什么理由吐了,也都被归为异类,成为全面发展大计中跟不上步伐,个人素质有欠缺的人。因此,如果想让生活好过一点,必然是吃的越少越舒服。就这样,专业教育,由于相对通才教育而言在学习数量上有所减少,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件好事,而学生也只能通过专业教育学少一点的好处,来逃避所谓“通才教育”的狂轰滥炸。

有多流氓的政策,就有多狗急跳墙的对策。如果你爱迈克尔·杰克逊,别人说,好,你每天要听100遍Thriller才能睡觉,那么杰克逊立马成为萦绕你脑中的魔鬼,而非你崇拜的对象了。热爱一种东西,必须有一种自己的主动权在内,如果本来是你热爱的东西,别人却抢过来给你规定好热爱的方式,然后再叫你去热爱,那就叫做逼婚。久而久之,如果不仅仅是你热爱的东西这样被更改,你本身没有热情的东西也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培养热情,那就等于修改了人性,差不多就是生死关头的架势了。有什么办法,只能逃啊。中国教育大费苦心打造美其名曰的“全面发展教育”,搞出来的是反而一群群逃难者。潜意识里,如果自己的主动权受到了威胁,那么自己面对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妙诱人,也会被排斥在自己的感觉器官之外,好比尿急的时候尝不到橙汁的美味。不仅如此,如果这个时侯非要逼着喝橙汁,就会有一种掉入圈套的危险,感觉自己吃了亏。所以,在中国教育的背景下,最保险的做法,也就是只求学一些“实用”的东西,这样学生们心里才有个底,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被逼,以后好歹有个回报。至于什么“无用”的知识,就更省得把自己的精力搭进去,收获一堆废铁了。

薛涌所说的西方教育那种“无用”的知识,在中国学校里其实是不存在的。比如上文说的能够锻炼学生语言能力的无用知识“语文”,已经被恶意利用。而本来奇妙的科学知识更是被公式、概念这些东西搞得面目全非,让人敬而远之。哲学、语言学这些奥秘性的知识,本应令人垂涎三尺,也都以枯燥无味的名义被打入冷宫。所以,平时所说的,应该在学校多学点科学文化知识是一回事,他们教的是不是知识文化知识又是另一回事了。

既然不教“无用”的知识,那么教不教“实用”的知识呢?更没有了。中国学校连一个基本功训练的地方都称不上,更何谈成为学徒制的场地。然而,中国学校的“实用”课程自有它所指。何为实用,对于当今学校来说,考证、考试,拿到一张证明自己的纸,便大功告成,作为学生功德圆满,从此,学习这一苦差事再也与他们无关。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全过程,没有思考,没有视野,没有趣味,充其量是一种被人喂食的方式——学习,作为认识世界和享受世界的入口本应激动人心,偏偏让学校这个承载学习的机构采用了一种最痛苦的方式。而中国的文化产业之差也源于这一点,从小孩子一开始接触味同嚼蜡的课本开始,“读书”这种事情也就成为一种噩梦,都快被学校课业都快压死了,还读什么破书?这不是成了自虐吗?中国文化人地位之低,从小学生的状态就可以窥到。如果学校出来的是一个个无精打采,没有热情和兴趣的人,整个国家就失去了好奇心,任何进步的东西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学校没有关心过学生是否能够学有所成,而更关心自己的进度、排名和达标。它默认的是,只要我的目的达到,也就相当于你的目的达到了,只要我学校造出来的成绩排在全市第一,你作为我的学生也是不会差的。要考虑学生的命运,必须首先考虑学校的命运,而最后往往没有人会理会学生真正的收获有多少,学生自己作为一个盲目的群体,更不可能关心自己了。学校也因此找到了霸占学生的理由,和方式——尽可能地霸占他们的时间。比如说,不许逃课,不能请事假,就是这样无理的做法。一旦自己所掌握的时间少了,或者被切成碎片了,也就会逐渐对人格丧失控制权,失去了能动作用,到头来就很难不弱智化了。

妥协者和角色论

“适应生活”似乎是一个很好听的词,似乎是一个高智商高情商的人才能达到的标准,其实,它到底就是个陷阱而已。青少年时代,一旦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适应生活,也就等于向无理取闹的生活低下了自己的头。有脑子的人会认识到,不仅作为一个正冒出新鲜想法的青少年,而且作为整个人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就不能随便与生活妥协。一个人的成长,并不取决于自己能否套进别人为你设定的生活模式中,而是取决于自己能否勇敢地对种种生活模式说不,与之进行冲突、争辩,并最终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成长在于冲突,而不在于妥协。冲突是一个处于年龄转折点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他在这个关键时刻隐藏了自己的内心想法,而勉强套进了生活的既定模式,他必将在以后的岁月里面对更大的危机,生活也更易不幸福。实际上有太多的学生,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因此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龄段里,可以说是智商情商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觉醒,思维更加僵化,想问题更加幼稚,性格更加自卑,是非观更加扭曲,为人处事也成更大问题。如果他们稍微痛苦过、不解过,或者抗争过,就不会永远沉浸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小幸福、小时代或者小悲伤里,从而获得了,或者知道如何获得,或者知道如何为别人获得更大的幸福。

妥协者,不是一种懂得尊重的情感,而是一种病态的仰慕,卑微的崇拜,对权威的条件反射献媚,一种十足的奴隶性格。这样的人在骨子里并不认同自由和平等,甚至认为它们是可笑,这导致的可怕结果是,一旦他们拥有了自由,也会把它作为自己专制和霸权的训练场,也改不掉恃强凌弱的习惯,从而加害社会和身边的人。

“顾全大局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顾全什么大局,大局是什么?如果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把大局顾全了,那么大局不过是个流氓大局而已。热爱集体,是中国学生逃避个人责任的最好借口。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关心,最后连自己到底是否受到伤害都糊里糊涂,那不就是一副栩栩如生的奴隶样吗?三聚氰胺事件、钩子事件或者唐福珍事件的时候,我分明听到了一种很清晰的声音:“唉,这种事情有什么好争论的,这也是执法机关的工作啊,他们也是扮演他们的角色,受害者也只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个社会啊,这两种人都需要。”或者安慰愤怒者说:“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嘛,美国不也很黑暗吗?”这就是当代学生的价值观。或者,发展下去,这就会成为全体中国人的价值观。一个人人撒谎的社会是一个虚幻的社会,但一个没有是非感的社会就是一个邪恶的社会了。每当这种事情发生,有人义愤填膺,有人遏制歪曲事实,而更多的人在呲牙咧嘴地看戏,甚至连看都看不懂。一股怎样的力量,才能让人彻底缺乏责任感,彻底游离社会之外,彻底成为一个合格野人,彻底达到“人在江湖,江湖自没有我”的绝佳境界?有些学生居然骄傲地说:“我觉得我能适应社会,因为我还是看得惯那种很黑暗的事的,也不会感觉不舒服,所以工作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为自己与社会同臭而感到欢欣鼓舞,预感到自己事业有成,他们受的是什么黑社会教育?至于薛涌书中谈到的感情移入(empathy),即“一种能够进入他人的内心去感受世界的能力,而且这种感受能力甚至可以在不和他人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就获得”这样一种宝贵的能力则更是我们最最不可能获得的东西了。

夹心教育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两个男人曾经预言过人类未来社会,一个是乔治·奥威尔,另一个是阿道司·赫胥黎。前者说,未来社会是被老大哥控制的,后者则说未来社会是人类的自动缴械投降,甘愿受控。在《娱乐至死》的一开篇,尼尔·波兹曼还像个裁判一样幸灾乐祸地公布了预测结果,说,哈哈,奥威尔老弟,你错了,学学人家赫胥黎,说的跟我们美国社会一模一样。然后就开始弘扬赫胥黎思想,也完成了一部令人瞩目的传媒理论著作。在中国,情况是不同的,奥威尔和赫胥黎,军功章一半一半。中国社会是被奥威尔和赫胥黎夹击之下的社会,这在中国的整个学校教育过程就可以看出。刚开始,奥威尔将学生的脑子、嘴巴捂死,捂到一定程度,学生就自动赫胥黎了,这时候奥威尔还在一旁盯梢——如果不赫胥黎,就要让我奥威尔一下。

这就是中国学生的整个受教育过程。所以说,幸免于上学,实在是个培养健全人格的绝好机会。“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是书中引述《教育哲学》的一句话,也是教育最大的真理。教育,首先要使人成为人,这样人也能够更好地成为自己。而一个真正的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独立人格,有独立思维能力,有基本是非观,能够关怀,有感情的人。成为自己,就是拒绝别人代替自己去生活,而以自己的体验感受世界,也能获得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

书中薛涌写道,他常常这样对学生说:“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比那句“性格决定命运”要高明多了,后者几乎是废话,而前者则强调了人的品质和情怀。一个人脾气暴躁根本不是问题,但一个人从小到大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以至于愤怒、激动这些感情都消失了的话,则不要提有什么命运,甚至连自己是否活在这个世上都不清不楚吧?

上一代人后悔自己没有读好书,上大学是个奢望,于是不假思索地把下一代人往垃圾知识、垃圾教育里推,这一代人长大以后,也会有同样的悔恨。一种悔恨是,花了那么多钱考大学、考证,结果连工作都找不到,上学太冤了。另一种悔恨是,意识到自己其实上学什么也没学到,反而浪费了大好青春,错过了真正的知识。让我们看看他们会对下一代做什么,我想最有可能的一种是,为了省事,直接对下一代人说:“别读书了,读书一点用都没有。”奥威尔功成身退,赫胥黎的时代终于到来。知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办不到的事情,中国都能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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