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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呈伟:解读古代人物的时代局限  

2009-12-03 11:10:08|  分类: 博学慎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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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呈伟:解读古代人物的时代局限
作者:王呈伟

  近日,北大古代文学博士檀作文提出了李白是唐朝第一古惑仔的论点,并著书《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来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这显示了作者敢于质疑的勇气,于当今学术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只是思考问题偏重视角的新颖而偏离视野的开阔又暴露时人底气不足的局限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因为承袭了太重的情感色彩会自觉地附会先人们的观点和学说,这既是血脉沿袭的基因特征,也表现出礼法约束的社会规范作用,从而使认同已有观点的思维惯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因此一旦社会中出现不合传统或动摇已有学说的观点就会引发轩然大波,尤其表现在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更是强烈。其实持反叛观点者的勇气是值得称许的,这种勇气能激发学者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时下思潮的深入分析;能成为学者们完善学说体系和提升民族思维品质的动力。

  记得初读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一文,作者把孟尝君定义为一个“鸡鸣狗盗”的首领,让我们很不习惯的是,这哪里是司马迁笔下那位既“能得士”又雅量非常的“齐相”?再加上司马迁精彩绝伦的刻画,孟尝君这个“战国四君”中最能礼贤下士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了。但我们最终折服于王荆公所论:“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意思是说凭借齐国的强大只需有一个真正的士人为齐效力就能抵御强秦,而齐国衰败竟落得北面事秦的结局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人才效力啊。孟尝君的周围啸聚了太多的鸡鸣狗盗之徒,而使真正的治国之才,制秦之士望而却步,徒有礼贤下士的虚名。王荆公持此论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能推己及人,身处相位,治国强国的思虑能使古今相通,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孟尝君用人不当上进行反驳,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虽简约不足百字,然掷地有声,令人信服,可作一家之言。

  由此我们再回顾檀博士所论就会发现,他所评价的李白并不是建立在对李白诗歌创作的性格分析上,不是通过对李白诗歌内在的韵律去探究作者的情操和理想,而是把重点放在罗列一些诗句,牵强附会地进行一些字面联想来作为论证的支撑,如此拒人千里的作法哪里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尽管檀博士一再强调他所引用的“蛊惑仔”已经没有贬义,而是“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代名词。但是把诗歌创作中丰富多彩的生命意识局限在单纯性格的层面去求新,还是显得我们的学术视野太偏狭了:只注重了历史兴趣的娱乐性而轻视了学术思想的社会价值。这也给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们提出了必须直面的问题:研究人员不能让情感离历史人物很近,而使理智距离很远;不能用想象去复原历史人物,而使求证精神缺席;不能让趣味性的解读误导学术研究的博大精深,让陶冶情操和培养鉴赏能力淡出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们的学术氛围还应是建立在遵循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激情高蹈。

  强调这一点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时下很多研究者依据自己的学者身份和专家地位都萌发着反叛历史的冲动:对孔老夫子的研究,就有人抓住“丧家犬”来大做文章;对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就有人考据成“劫财劫色”;对诸葛亮的忠君报国,就有人演绎成伪君子瞒天过海的作秀……人们研究历史可谓激情四溢,挥动手中的判笔任意批注古人。虽然我们强调要还原历史的真实,但真正的还原是有限的,当出土的人物经过自然的“风化”,就给时人的“异化”提供了方便,再加上一些人刻意的炒作进行“大化”,我们离还原历史人物的目标是越走越远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能把同时代的诗文大家倾倒的伟岸男子,并在古人的书史中也渐成佳话;可到了今天竟然被破解成左邻右舍的阿三阿四,这确实悖离了时代发展要传承人文精神的主旋律。当然出于时代的久远,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难免会带有误差;更不讳言这些历史人物都已或多或少地打上了N个朝代的时代烙印,可我们还是应避免时下的学术研究不能沾上无厘头戏说大话的习气,当恶搞、炒作成为一个时代出镜率极高的词汇,那么历史研究视野的狭隘和态度的不恭就暴露无遗了。

  用诗歌创作缺乏激情的时代去评价诗歌史上创作的高峰,无论持哪种观点都会显露时人见识上的捉襟见肘。缘于此保留和传承文化经典就比勉强翻新意有价值得多。置身于数据膨胀的时代,人们写诗可以不用殚精竭虑地推敲了,有人发明“造诗”软件,只要胡乱地敲一些文字输进计算机,电脑就会排出人脑都想象不出的句子!可现实中诗人们的日子却每况愈下,有些只能靠“裸身”来捍卫诗歌的尊严了。当评论家们对解决现状毫无见地时,就把功夫用在古人身上,扯去大诗人身上所有的华彩,只留下他的自然属性,别说李白是“蛊惑仔”,就是别的“什么”还有谁会持异议?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这是和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用来赞颂他的诗句,古人折服的是李白的才气;时任宰相的贺知章读罢李白《蜀道难》一篇,惊呼“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可见盛唐时代的人把评点都集中在由诗及人的欣赏上,通过诗歌的无穷韵味领略诗作者独有的情感和理想。唐以后的人也是把李白作为诗歌的顶峰来推崇的,诗歌中意象之神奇,气势之奔放,人格之洒脱,个性之高蹈,精彩绝伦成为后人仰望的千古风流人物。此种精神岂是“蛊惑仔”的胸中能蕴藏得了的?

  时人会说:只许先人对历史人物的神化却不许我们把历史人物平民化?这是个问题,既然我们这个时代已不是封建时期,那么用今天的民主思想去重新解读传统文化人物,会填补多少空白啊。但历史毕竟已成为了历史,虽说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不是任何一个哈姆雷特的形象都可以拿出来取代已经得到世人认同的那个不朽形象,能否让现代版的平民哈姆雷特站得和经典版的丹麦王子一样高大,看来要解决的还是忠实解读原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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