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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

 
 
 

日志

 
 

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  

2009-11-24 15:40:06|  分类: 博学慎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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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

傅国涌

         本来文无定法,但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写毕业论文都有固定模式,连艺术类学生也不得例外,不得逾越半步,按这种规范写出来的论文,多数是拼拼凑凑,走走形式,实际上空洞无物,文章无个性,内容无新意。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为此感到羞耻,他难以容忍的是,明知学生是假论文、假答辩,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还装模作样,假对假。当他发现许多学生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抄袭论文时,他不能坐视了,他觉得这是个底线,“如果大学的最后一课,我们给学生上了堂造假课,你说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大学是一个国家道德的最后防线,它应该是诚信的堡垒,不是造假的基地。”为此,他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改变。半年前,他给自己的12名毕业生(2002级油画班)布置论文时,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真实,不能抄,写自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至于形式可以五花八门。结果,按这一要求写出的论文,先是获得了通过。然后,又在该校美学学院院长徐芒耀主持召开第二次评审会上,统统被评为“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

          那些被“枪毙”的论文,是从学生自身的学习实践出发的,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显得朴实、有个性、有见地,这就与现行的搬弄一堆概念、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标准化论文相去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真论文被当作“个人小结”。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什么才是学术性?刘大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论文评判机制是一杆貌似严格准确的假秤,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应付评估。”刘大鸿对“假秤”的挑战没有成功,所有学生无奈之下只好重写论文,但是他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学生毕业论文到底要怎么写?论文一定要格式化吗?6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挑战毕业论文”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为改变“假秤”盛行的格局迈出一步。

         一旦论文格式作为刚性的指标固定下来,不容许有任何弹性,不能越雷池一步,要想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有真性情的论文,就难上加难了,这比戴着镣铐舞蹈还要不易。 按照我们现在的论文格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定是不及格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恐怕也通不过,前者只是三言两语式的点评,虽时有灵光闪现,一语中的,令人回味处,但缺少一大堆故弄玄虚的概念,又没有令人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论证,根本没有论文的样子,当然“不具学术性”。后者那么随意、散淡,不符合格式,没有引经据典,没有密密麻麻的注脚,文字又那么浅白、清新,不像是“论文”的文字,自然也有“个人小结”的嫌疑,如果不是出自“学术大师”手笔,一定要被打入另册。一种格式,哪怕是最好的格式,如果推而广之,也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效应,常常会变成约束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绳索,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真正有创见的好论文往往有棱有角、不拘于形式的束缚,而不是形式上四平八稳,内容上索然无味。

         什么是学术性?在我们现有的论文评估机制下,“学术性”早已被异化,好象题目唬人,抄几个外国书中的名词,用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的汉语表达出来,让人看了没有什么感想,看过即忘的就叫做“学术性”。“学术性”这个尺子实际上被滥用了,如果学术性不是与个人的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体悟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学术性与个人的思考、性情、冲动不是血肉相关,这样超脱于红尘之上、与人间生活无关的学术还会是人的学术吗?学术在本质的意义上与格式无关,我们可以说钱钟书《管锥篇》那种方式是学术,难道我们能说宗白华《美学散步》的风格就不是学术吗?学术有时候可以用随笔、杂感的方式表现,也可以用诠释、注经的方式来表现,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这样的学术园地才会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在论文格式化的后面不仅是一个管理、评价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思维方式的格式化比论文格式化更为可怕。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专制所要培植、弘扬的,一个民族,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会写出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没有自己见解的格式化论文,还能指望什么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除了成为恭顺的劳动力,还会怎样?对专制体制而言,这就是成功,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最大的失败。

         我深知,社会的进步总是点点滴滴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天上不会给我们掉馅饼,在现体制下,要告别论文格式化诚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次上海师大美术学院的论文事件能够公开曝光本身,也让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逐渐得到改变,尽管需要时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中,像刘大鸿这样敢作敢为的教授实在是太少了。他的选择令人产生敬意,因为看穿了职称评定制度的弊端,他拒绝参加评审,在助教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一直到2002年才被破格聘为教授、研究生导师。有人劝他像陈丹青那样辞职,他说自己不走,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留在这里,学生就能有个坐标。他们会知道哪个老师可以教他们真东西,让他们心里有杆实在的秤。” 是的,我们应该期待着大学校园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刘大鸿,为年轻一代提供一杆“真秤”,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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