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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说”  

2009-06-07 19:44:24|  分类: 师说文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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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说”

作者:胡甲林

    中学语文教材中,共选录了七篇“说”。它们是:《师说》、《马说》(韩愈),《捕蛇者说》(柳宗元),《爱莲说》(周敦颐),《黄生借书说》(袁枚),《问说》(刘开),《少年中国说》(梁启超)。都是名家名篇,文质俱佳。内容涉及治国为政之道,育才用人之道,修身治学之道。是渗透思想教育,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的好教材。

    “说”是古代的一种文章体裁,属于论说文的范畴。它往往带有某些杂文、杂感的性质。可以说明或叙述事物,也可以议论和抒发感情。有的先叙后议,有的夹叙夹议,有的通篇议论。内容大多是一事一议,对某个问题(一般是社会性的问题)发表见解。比如《师说》,作者针对当时社会“士大夫之族”“耻于相师”的恶劣风气,阐明了教师的重要性,为师的职责和从师学习的道理。《问说》针对当时读书人,不能虚心问人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学习一定好问的见解。《黄生借书说》则以借书为话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书非借不能读”的主张。《少年中国说》在辛辣地讽刺老朽没落的封建官僚的同时,极力地赞颂少年勇于革新的精神,激起人们奋发图强,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捕蛇者说》通过蒋氏祖孙三代宁冒毒蛇之害而免受苛赋之苦的事例,说明封建社会的赋敛之毒甚于毒蛇。《马说》通过千里马不遇伯乐,终于埋没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爱莲说》借花喻人,通过赞美莲花,颂扬了坚贞的气节,鄙弃追名逐利的世态,表现作者的洁身自好。总之,七篇文章尽管内容、写法灵活多样,题目有大有小,行文比较自由,但它们都说明着一种事理,表达了一种主张。

    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这七篇“说”的风貌,确实有很大的差别。粗略地划分,可为三类。

    第一类以《师说》为代表,可谓严正的议论文。《师说》论点鲜明,论据翔实,论证严密。文章开篇托古立论,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点,并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从理论上阐述了师道的重要性。接着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展开论述。连用三层笔墨,一层深入一层地揭露和批判当时人们对待师道的错误态度,有理论,有事实,有分析。最后又从正面作结用孔子的言行作例证,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整篇文章先从虚到实,又从实到虚,正、反、合三段文字,有破有立,很有说服力,是古文中有名的说理文。

    《问说》也属同类的说理名文。只不过论述的角度不同罢了。《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论述中,两文都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但也同中有异。《师说》将“古之圣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句读之不知”,能“耻”;师相不与“今之众人”、“士大夫之族”、“惑之不解”却“耻学于师”作了对比。内容单一,对象繁多。《问说》则相反,它是从“问”的各个方面,各种情况,以及各种“问非所学”等方面,将“古之人”与“今之人”的态度作了对比。对象单一,项目繁多。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问说》师法《师说》的马迹。

    同类的还有《少年中国说》。它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政论,是体现梁启超爱国思想的一篇力作,它虽然只是《少年中国说》全文的摘节,只选了第一、二、十三个段落,但能浑然成篇,不失可资研读的佳作。文章开头反驳东西方列强的“老大帝国说”,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有“少年中国在。”接着以人喻国,展开论证。用老年与少年不同性格的对比,点明国家也有强弱盛衰,说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必将胜于“今日之老大中国”。文章着力阐明了创建“少年中国”的责任全在少年。热情洋溢地从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八个方面,来强调少年的重任。文章结尾用诗一般的妙语,抒发对“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的炽热的赞颂之情,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少年积极进取的精神,“少年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第二类可包括《马说》、《爱莲说》和《黄生借书说》。它们都带有杂感的性质。《马说》属寓言性杂文,借千里马为喻,对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罪恶作了有力地揭露。它通篇是比喻,以伯乐喻能识别、重用、爱护人才者,以千里马喻有才之士,以奴隶人喻那些不重视、爱护人才而手中握权的统治者。“策之”句、“食之”句、“鸣之”句,则从对人才的培养照顾,安排使用,意见主张的听取采纳等方面,进行了揭发,指出他们埋没人才的恶德恶行。文章开头提出鲜明的论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的统治者大都不能赏识重用人才、因而人才被埋没的悲剧不断发生,文章又用“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作结。既有力地讽刺了统治者的无知,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不平,又能引导读者思索,语尽而意不穷。

    《爱莲说》可归入文艺小品。它借花喻人托物咏志。它名为写花,实则写人。作者用七个短语,从莲的处境、形态、香气,仪表等方面,细致地描绘了莲花的形象、气质和品格,用以比喻君子的不随世俗、不附权贵、刚正不阿、美德广布、独持操守不可侵犯的人格。把作者的理想和情操,巧妙地寓含在对莲花的描写和吟诵之中。在行文中,作者采用了层层衬托的写法,用菊、牡丹衬托莲花,用陶渊明、世人衬托作者,用“隐逸者”、“富贵者”衬托“君子者”,用“菊之爱”、“牡丹之爱”衬托“莲之爱”,把作者鄙弃逐名追利的世态,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黄生借书说》是即事议论的杂感。它以借书为话题,通过夹叙夹议自身的经历和感受,阐明了“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旨在告诫青年人应珍惜时光,发愤读书,以期有成。文章运用对比论证,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事理。作者先拿借书与书为己有对比,次以自己少时借书勤读与做官后疏懒辍读对比,再拿“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对比,最后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阐明了逆境可以激励人进取,把令人费解的“书非借不能读”的见解,说得明明白白令人信服。

    第三类是《捕蛇者说》。它可谓别具一格的说理文。它先叙后议,篇末点题。文章的绝大部分篇幅是叙述而不是议论,貌似记叙文。其实全文的中心是“赋敛之毒甚于是蛇。”文章开始写永州为搏取免赋而冒死争捕毒蛇的状况,有力地表现了赋毒甚于蛇毒的事实,为末尾的结论作了伏笔。文章的主体部分是记言,通过蒋氏的两段话,把苛赋悍吏带给人民的灾难,写得触目惊心,苦不堪言,为文末的论断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最后的议论以听后感出现,简短有力。先分析对“苛政猛于虎”一语由疑转信的原因,暗示苛政扰民自己古然,于今更烈。再用反诘语气抨击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作出“赋”敛之毒甚于是蛇”的结论。水到渠成,自然有力。

    以上七篇“说”,都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它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供我们学习,鉴赏。它具有很好的思想内容,可供我们吸取、借鉴。但作者的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在文中也有所表现。如《师说》明显地表现出韩愈对劳动者的轻视,说什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把他们的智慧超过“君子”,看成怪事。这是他的阶级偏见。再如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把解除人民痛苦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也是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就连洋溢着梁启超爱国思想的《少年中国说》,也表现出他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梁启超把国民区分为老年和少年,对老年全视为保守,一切否定;对少年全视为先进,一切肯定。甚至把中国的老大仅仅归咎于官僚集团的老朽。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扬弃的糟粕。我们应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吸收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批判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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