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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高考作文冲刺精品阅读(第四辑3)  

2009-06-04 11:29:00|  分类: 高考语文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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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高考作文冲刺精品阅读(第四辑3)

在激流外永生

乔忠延

午后,偏西的太阳喷射在阳台上,暖融融的春光给了花木新的生机。偏在此时,手机响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厚感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张中行先生走了。听了,我心头一颤,禁不住隐隐作痛。屈指算来,他今年该是98岁了。按我们乡下的规矩,这样的寿辰,实属高寿,先生又几近于无疾而终,堪称喜丧,但是,我仍然止不住一阵又一阵的绞疼。

我与张中行老先生相识整整十年了。面见他前已读过他的不少作品,《负暄琐话》、《负暄再话》、《负暄三话》,以及之后面世的《顺生论》一本一本都读过了。读他的作品,不容速疾,不容急躁,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挑亮一盏孤灯,淡泊身心,宁静思虑,轻吟几行,抬头望一望窗外苍穹上闪烁的星斗,沉思一番,继续吟读。我在一篇关于读书的小文中写过这样的情景,称之为品读。的确,他的书中蕴含着无穷的世理,无穷的人道,而这些世理和人道又深掩于浅白得有些拙朴的文字中,不细吟,不咀嚼,还真难以品得其中的真味。这样的文字才堪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完全是落尽豪华的真淳,是生命在历经风浪之后的彻悟,是思虑在历经摔跌之后的洞明。张中行先生缘他那些朴实无华而又蕴含无限的文字崔巍在我的心中。

第一次见到张中行先生实在有些仓猝,仓猝得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本是去宾馆看望另一位客人的,不意间,他却高挑着一件蓝色的的卡中山装来到了我面前。仓猝之中我觉得他的面孔似曾相见,到底在哪里见过?我挖空心思搜罗记忆,亮在脑屏上的竟是这样的语句: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

这不是杨沫笔下的《青春之歌》吗?是的,正是杨沫借林道静的眼睛看到的余永泽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我面前的张中行先生不是“黑黑瘦瘦”的,而是白白净净的。尽管其时他已是88岁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雨虽然剥逝了他的青春,却无法剥夺他白净的肤色。时过境迁,我甚为那日的唐突联想而歉疚,余永泽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就是张中行,社会上虽然盛传张中行就是余永泽的原形,可是,余永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怎么也不能划等号呀!为什么会在面见张中行先生时硬要将他和余永泽牵扯在一起?是有些思维的曲扭。

追溯原因,只能是《青春之歌》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是在豆蔻年华读到杨沫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候思想清纯,精神昂扬,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读《青春之歌》,青春的躯体也想用热血谱写一曲活力喷射的歌曲,用这高昂的音符去报效时代,也报效祖国。没过多时,这种热望便有了着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嘶哑了嗓子喊口号,熬红了眼睛写大字报,一心要破四旧,立四新,让红彤彤的铁打江山永远彤红,而且还要红遍全球,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呀!然而,激情燃烧过了,国门洞开了,看看门里,望望门外,怎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不是人家呀?……这才发现激情中的幼稚和轻浅,以及幼稚和轻浅导致的荒唐和愚昧!当然,我不能把一个时代的幼稚、轻浅归罪于一部作品,也不否认时代的幼稚和轻浅最容易成为一部作品的幼稚和轻浅。我只是说,《青春之歌》的时代合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思想刻痕,以至见了张中行先生居然会有这么唐突的联想。

日后几番识见,和张中行先生熟了,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随和可亲,他的口无遮拦,也就打消了我的拘禁。那一次,是在北京他住处不远的一家餐馆,几杯酒下肚,身热胆壮,竟然把他和余永泽的想法摆上了案几。话一出唇不免觉得又有些冒然。哪知先生毫不见怪,坦诚而言,说道开那远去的往事。平心而论,他和杨沫最初的相爱和热恋是一段美不可言的花期。可惜,花开就有花落时,这朵热恋的鲜花凋零得太快了。不是流行语的那种俗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而是,在时代政事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见解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隔阂,思想的隔阂成为夫妻间最难逾越的鸿沟。长久阻隔于鸿沟两岸的夫妻,分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就这样,他们各自奔往自我的前程了。

我请教张中行先生,他和杨沫的主要隔阂是什么?他说是信和疑的分歧。杨沫对轰轰烈烈的时代激流深信不疑,推波助澜,时不时还会热血沸腾,情难自禁。他则事必沉思,沉思得淡泊而又宁静。试想淡泊宁静和热血沸腾岂能水火相容?

谈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告诉我,他阅世加内省,认为婚姻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是两个人志同道合,也就是常说的天赐良缘;可过,很显然退了一步,虽不是情投意合,但俩人尚可以相亲相爱,日子完全过得下去;这可忍又降了一个台阶,双方缺乏共同的识见,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谈,却可以忍受,修养高的还能忍出个相敬如宾的家庭局面;至于不可忍,那只好分道扬镳了。他和杨沫已水火不容,各奔东西也就不失为上策。

分手后,各自践行在自我的思维定式中。杨沫继续着激情,把自己的激情奉献给时代的激情,又用时代激情,澎湃出自我激情,因而高唱出了《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再用自身的激情激昂出我们,以及和我们这些学子一样轻浅者的激情,我们的民族就在激情中走向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时代,红色的浪潮似乎是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却没想到摧折了千千万万个温馨庭院,人或为鱼鳖也伺空见惯了。放下时代的激流不说,杨沫还在小说中玩了一把,即把张中行玩成了余永泽,把白白净净变得“黑黑瘦瘦”,不大的眼睛明亮和聪慧了没多日,就变成“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继而,由于发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污点,分手也就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也就表明了林道静的高尚。当然,林道静的高尚也就是杨沫的高尚。杨沫生活在高尚的华灯中,光环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莘莘学子敬仰的作家呀!

这时候的张中行先生可就惨了,他不合时宜,不入主流,不追从时代潮流的金光大道,而独步蹊径,埋头致学,甚而喜行山野,潜思世理,这不就是反叛嘛!别人都在一展歌喉,争当时代弄潮儿,你不加入合唱也罢,岂容你还有不规之举,所以,受批判、挨斗争,也就在所难免。62岁那年,刚刚逃脱了干校劳作的苦役,又被送遣返自己的故乡,孤身一人,衣食寒暑,整整八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思虑,又操笔涂鸦,重写在激情鬼火中不得已而焚烧了的书稿。先生这种境界实在让我辈难以理解,也就难以写照,好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有所忆记,不妨抄录一段: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

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

艰苦的岁月,孤凄的清闲。一位花甲老人居然将艰难的日子大化为不可多得的自在,自在读书,自在走笔,自在怡悦。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图个自我修身养性而已。就在这闲静的自在中,一部醒世之作问世了,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顺生论》。《顺生论》用大白话蕴蓄了大世理,涉及到存在、生命、天道、命运、快乐,几乎把困扰人生的问题都剖析了个彻头彻尾,都阐述了个明明白白。展卷捧读,如醍醐灌顶,胸中困惑尽释,眼前尘色全消,将自己大化在自然中,将生命大化在社会中,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

当然,《顺生论》的面世不是从故乡油灯下拿回来就印行的,进入新时期他仍然费了一番心血,续写、修改,几易其稿,才成书卷。这会儿的文坛激荡着另一股潮流,西方的东西一涌而入,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洪涛一样冲击着我们的墨色,流行的不少文字很快改变了颜色,成为别国思维,别国语式主导的产物。请理解,我这样说绝不是要闭门锁国,排斥异域文化,而是希望我们能用外来文化充实自我,化为自我的文化素质,再用自我的语式表述出来,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决不能生硬的照搬,也不能比照人家的牙慧去克隆产品。这时候,再看《顺生论》,以及张中行先生的其他作品,仍然不入流,用先锋、现代眼光看,是完全的落后,落后的没有一点洋味,土得简直能掉出渣来!然而,我在品读先生的文章时,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孔孟,不仅是老庄,还有弗洛伊德、叔伯华和尼采,只不过那高鼻子蓝眼睛的思虑大化到中国的大白话当中了!张中行先生用他的中国白话包容了整个世界!站在他包容的世界中看先锋,先锋是克隆的先锋;看现代,现代是克隆的现代。克隆的文学竟然也成为潮流,也能激发一代人的热情,这真让人感到惊奇。惊奇的目光回望文学克隆的激流,如同看到那股政治狂热的激流一样,实在是难以恭维!

这便提醒我们注意,当激情奉迎时势的时候,很可能造就极权专制,祸害的不仅是广众,难免不祸及到激情者本人;当激情追逐时尚的时候,很可能造就变异,曲扭的不仅是广众,自然曲扭最大的是激情者本人。最为可悲的不是被祸及和曲扭,而是受了祸及和曲扭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快,甚而像阿Q一般要用手中的笔画一个自己认为最圆的圆圈,献给要抹自己脖子的刽子手。由此更可以见出,先生用他的淡泊而宁静保持了民族的清醒,他用笔下的作品,为世人,也为文学创作者树立了一支新的标杆。无论别人怎么认为,我则愿意用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标杆的高度。

返回来再看先生对《青春之歌》的态度,那也是一种淡泊而宁静的境界。他曾对我说,人们都认为余永泽是影射我,我妻子则认为是丑化我,更是气愤。我劝她,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影射我没有意思,丑化我更没有意思。况且,这是写小说,可以编造大小情节,又不是入史部的著作,何必较那个真!听听,仅这寥寥数语,就把当今文坛可能闹腾的一场满城风雨的名誉侵权官司化解了!有谁知道,那么多年他生活在余永泽的阴影里,落后、阴私、丑陋,笼罩着他的行迹,加大了坎坷,加深了沟坡,使他的人生更为艰难,更为曲折,然而,九死一生,挣脱磨难的他却淡然一笑,一笑了之,这是何等难得的宽怀!

如今,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大化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杨沫也早就先他而去,离开了尘世。一场笔墨恩怨已成为红尘往事,提起来也没有多少意思了。我所以重提旧事,是想起了这么一段话,记不清是哪位作家写给蒲松龄的,却在蒲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见地:一个作家在世时,他的地位决定作品的地位;一个作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决定他的地位。我无意抵毁杨沫,却更敬重张中行先生,虽然他一生没有进入时局的激流,也没有进入文学的激流,但我认为,正由于如此,他才会获得永生。

我以此追念张中行先生。先生,走好!

“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马治权

去年年末,我收到一套《梁衡文集》,在这之前,我已读了他不少的散文篇什,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特利尔的幽灵》《跨越百年的美丽》《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和《把栏杆拍遍》等.

我和梁衡,不是患难之交,也非同学至友,我认识梁衡,正是缘于他是一位“精神上富有的人”。我第一次与他晤面,是在新闻出版署他的办公室,他那时已是副署长。我通过他大学同学的关系找到他,他很谦和地接待了我。大概谈话比较投机,我们有缘,他拿出一本他写的书——《新闻绿叶的脉络》,签上名给我。“这是一本讲新闻业务的书。”就在他签名的时候,我站起身来走过去,看到了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张玄墓志》是名帖,历来为书法家收藏家所重视。我说何绍基旅行两万余里,此帖一直伴随在身,无时不在欣赏。没想到梁衡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缩印本说:“我也是这样做的。"这个缩印本,剪贴得很精,只有64开大,可装在口袋里。初次晤面,《张玄墓志》缩小了我俩的距离。他惊奇我对《张玄墓志》的熟悉,我则钦敬他在从政之余不仅喜好文学,而且也如此喜欢书法。这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所写的“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线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精神上相通了,他有稿件往来,我有信函回复。每看到他的新作,难免不为他的才华所冲动。于是就想,梁衡身兼重任,管理着全国上万家报刊杂志,他哪有时间写这样好的文章?一定牺牲了许多的节假日吧。所以又想,他做官不免有些可惜!假如他像许多专业作家,能静下心来专门写文章,那会有多少好文章问世啊!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给梁衡写信,把我的想法如实写了出来,希望他能逐渐隐退到一个有更多时间搞创作的岗位上。梁衡接信后,一如以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大概不想拂我的面子,或者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复杂。“人各有志,不可强勉。”我也知趣,以后便再也没有提类似的话题。

但我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在清华演讲,同学们向他提问:“让你重新选择,会做什么?”他回答:“做官。"当然,他后面又有一些解释,说做官与讲政治的关系。我想我当时是有点自以为是了!我不仅不支持他做官,反而鼓励他隐退。其实他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写文章只是他政治抱负的一种宣言。他十分喜欢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我想,梁衡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皆因为他在政治上与这些人物感同身受。假如他不是现在这种角色,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那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感觉,写不出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像瞿秋白、范仲庵、辛弃疾之所以不同于李煜、李清照、柳永等人一样。

梁衡还使我想起陈毅元帅来。郭沫若称赞陈毅“天南一柱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以为梁衡也有如此特质。细读梁衡“人杰鬼雄”系列散文,便可看出他的政治情结。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在《红毛线,蓝毛线》中写道:“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他在《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中写道:“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他在《一个永恒的范仲庵》中写道:“范仲庵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重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

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没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文采,是没有时间。"他在《读柳永》中写道:“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他在《把栏杆拍遍》中写道:“他(辛弃疾)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在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梁衡的文章,堪称“当代正气歌。,他在许多文章里都写出了他对“良知”、“廉洁”、“公正”、“坚韧”、“爱民”、“无私”、“勤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以成败论英雄”及“品格胜于成就”等精神的崇敬。譬如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他写道:“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觅渡》中还有一段:“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在“觅渡自注1”中又写道:“史可法守杨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他在《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中写道:“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斗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试验的一个载体。"他在《读柳永》中写道:“人生在世,心地公正。人各有志,人各其才,无大无小,贵贱不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就算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梁衡在与历史人物一并感叹的时候,似乎对亦文亦武的人特别有共鸣。他在《觅渡》中写道:“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

梁衡是有自己的政治志向的,当中国文坛一度出现“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时,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写政治,要写大事、大情、大理。这成了他的写作宣言,他痛拍栏杆,歌颂历代政治家,爱国者和文化名人,从而也自成一家,开创了现代政治散文。

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

佚 名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

钱钟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于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瞧我流于高谈阔论吗?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钟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

钱钟书善于笑嘻嘻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么问个为什么,要么一本正经地给出番逗人发噱的理由。据说,有位丑女子“独宿憎夜,嫫母畏昼”,他反问:人怎能既怕白天又怕黑夜呢?难道宇宙间还有非昼非夜的时段吗?魏文帝不爱吃后来馋煞杨贵妃的荔枝,钱钟书猜测说,那是因为“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啖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尤妙者,他还指出曹植七步成诗其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幸在未被限定句数,所以做六句交卷没事,倘若规定七步之内非做上十六句不可,十个曹植也不够脑袋砍了。有趣归有趣,细想想,倒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许多时候钱钟书热衷于打趣古人。在他眼里,他们根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而就像大冬天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聊家常的老兄老弟。他说唐朝某作家写碑文喜好长篇大论,有贪图稿费之嫌;又说易卜生某剧本中某句台词可资谈艺,乃“冬瓜印子虾蟆禅”;还揶揄《儒林外史》写“勾魂”就像“请客送知单”;他认定王充的无神论实质上可谓“有妖精论”;又发现汉字里好多贬义字都带女旁,“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他认定屈原《天问》之问并不期待确凿答案,柳宗元却作《天对》强以对,强加给前者“谲讽”之名,好比爷爷托孙子福共同领赏;又笑称黄庭坚将丧事人家之狗误解成无家之狗;他战战兢兢于蚊子叮咬之厉害,不过又坚信换了苏轼这样善睡的人,“则飞蚊扰鬓,仍能腹摇鼻息也”;还涮了一把王安石,说王写起文章来也大有变法之气,挪移前人妙句,以致生出“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他嘲笑口出“北人不拾江西唾”豪言的元好问自己私下偷偷师法江西派,正好被此人另一句豪语“大是渠侬被眼谩”所无情回敬;又把笔底宽容既赞名流也夸新人的袁枚唤作“及时雨宋江”。真是极尽思维之灵动活泼啊。

他有些幽默段子简直是神来之笔,纯属小孩子顽皮。比如在引述了田单火牛阵把火点在牛尾上的典故后,紧接着又引述了《汉尼拔》中把火点在牛角上冲出罗马军包围的故事,然后正襟危坐,喃喃自语道:“额火与尻火孰优,必有能言之者。”直看得我噗嗤一声忍俊不禁。

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不过,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也只有一步之隔。人一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便也容易流为刻薄,或说白了损人。恰像苏州姑娘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无锡才子钱钟书也爱给人取绰号,甚至不惜打上几个无不恶毒的比方呢。

他挖苦说,清代诗人钱载的诗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摺”,这位钱氏本家假使活过来听到这话,不气得吐血才怪呢。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不精练,犹如“老婆舌”,也真够呛人的了。韩愈总算是一代文宗了吧?钱钟书偏不买帐,谓其老是话刚出口边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总算是北宋大家了吧?钱钟书也不去讨他的好,说他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还干脆把汉赋的“板重”一举形容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他嘲戏一个学李白学得十分拙劣的人不过是“食瘴死牛肉”而已,又评价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他还尖刻地编排道,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不约而同地追求大乖佛道本旨的长生不老之道,简直就像“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会感觉到,此类幽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幽默,平心而论它们毕竟显得有点儿刻薄了,某种程度上同《围城》的风格倒称得上一脉相承。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一些东西,成败利钝,需要很好地来总结总结。我始终认为,站在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派,是一个非常有兴味和意义的课题。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个抉心的课题,积极的和消极的,明朗的和骄矜的,有益的和无益的,都不妨得到心平气和的考量。对于钱钟书这位影响深远的大学者,大作家,也应如此。我在这里只举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刻薄的一面,而把评判权留给大家,这样做完全是符合钱钟书的主张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与空洞头衔的仪式。”

“拗相公”的后裔——王开林印象

李元洛

清诗人鄂西林曾说:“行年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其意是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仍然碌碌无为,即使活上一百岁也可对之未卜先知了。世人有所谓“大器晚成”之语,但晚成的大器恐怕也历经早年的积累和融铸,并非半生如同一根潮湿的引线,到了向晚之年可以突然引爆。开林正年届不惑,从就读北大的试笔之初到今日驰骋文坛二十余年中,他已出版了十多本散文和随笔专集,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许多重要奖项一一收入囊中,占领了百余种散文选本的有关篇幅,并且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诸如《中华文学通史》、《中国当代散文史》等皇皇大著。开林虽是一介书生却爱好体育,身心两健而百岁可期,四十岁即已如俗语所云之“功成名就”,他日还真不知会有何等建树?可惜我年长他近三十岁,早已日过中天,无法久候而欣然观赏他那定当绚丽的晚霞。

一九八二年,青青子衿的开林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对北京大学心怀敬慕,当年我毕业于中等师范,千载难逢地准予报考大学,但限于本省、华中地区和北京的高等师范院校,三个志愿我绝不它顾地均填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虽蒙录取,却总以未能忝列北大的门墙为憾。开林后来告诉我,他儿时即随下放的父母从长沙远去湖北的华容农村,饱尝世态炎凉,历经人间忧患,慈母的仙逝使他早早失去几乎是惟一的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小小少年即独自咀嚼人生的孤独与寒凉,而几条野狗咬得他遍体鳞伤,昏迷数日,令他至今仍心有余悸。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亚圣孟子的教言箴语有了现代的远程效应,少年早识愁滋味的开林寒窗苦读,以长沙市高考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让一个并非名牌的中学爆冷,将自己的名字大书在全国第一流名牌大学的花名册之上。这个小小的传奇,让忘年之交的我听来一半是骄傲;让望洋兴叹的我听来呢,则一半是羡慕了。

在当今的俗世与文坛,开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正人,可与肝胆相照的君子,他有一股傲气,然而其傲在骨。有些文人标榜高尚,但在权势面前常常免不了奴颜与媚骨,为了蝇头小利蜗角虚名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但开林却正道直行,颇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太白遗风。有一个“上司”多次表示要他的著作,他却道不同不相与书,当面拒绝,绝不像一般人那样心非口是而虚与委蛇;文坛是名利场也是半官场,有一个作家身不满五尺而雄心万丈,跑上蹿下,官瘾极大,以为某某位置非他莫属,但其为人却有如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开林从不计自己的利害得失,视同陌路,且为文直斥其非;有一位朋友遭到小人的恶意攻击和人身威胁,有的人表示“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开林却大义凛然,挺身而出,颇有古侠士之风,令他的朋友感念无已。知其人而想见其书,从开林的文章和著作中,读者即使和他无一面之识,也可以领略他腹笥的深厚、视野的开阔、文学的华采。更可以感受到他未冷的热血,未老的锐气,未被世俗与俗世所消磨的正义感与担待感。许多人言行不一,文不如其人,人与文二元分裂,但开林奉行的却是文格与人格的统一。我有幸近距离读其文,而且有幸差不多是零距离读其人。我之所以在“零距离”之前冠以“差不多”的修辞语,因为即使相濡以沫而肺腑皆冰雪,也该尊重彼此的若干隐私吧?

开林来仁人志士的高风懿范和优秀传统文化薰陶的结果,同时也是他进不能兼济天下退则要独善其身的信念使然,如此的人品与文品,在当今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的文坛,在普遍疏离传统美德而日趋新潮实用的年轻一代中,虽不至于说凤毛麟角,但也确实堪称难能可贵。

我自命是李白的后代,因为我不仅和他同姓,而且热爱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豪气干云的诗歌。以前曾入蜀去彰明县他的故里朝拜,前不久又赴皖去当涂县他的墓地祭奠,有谁能否认我们不是同出一源?开林的大姓是名列百家姓前茅的“王”,我认定他是王安石的后裔。开林的性格与行事堂堂正正,极有个性与主见,遥承了北宋那位“拗相公”的余绪流风;开林先习诗然后专注于散文,诗作不俗,散文蔚然成家,颇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也行将竣工,王安石诗文双绝,他当然要将他盖世的才华作隔代的遗传;王安石当年所推行的改革,表现了他治国的雄才与经济的大略,开林无缘治国,却有权理家。内子曾作文讥嘲我,说我写作所得的稿费还当不得孔乙己的几碟“茴香豆”,开林下笔万言,倚马可待,年方不惑,著作已将等身,他当然不像我这样寒酸。然而,除了精神世界之外他也称不上富有,更无肥马的夜草不义的横财,可是他却毅然购置了价格不菲的安乐之居,作了高档且高雅的装修,每天文学于其中,和贤妻娇女天伦之乐于其中,并且砚田力耕以偿每月的高额房贷于其中。有人说从购房就可以看出开林的气魄和才干,却不知他正是得到了王安石遗传的基因。前不久,我从四川巴蜀书社邮购了一部重量级的《王荆公诗注补笺》,我对开林戏言说,爱屋及乌,我买了你祖先的书啊?开林笑而不答,不知是否认还是默认?

在滚滚红尘里,在营营俗世中,在茫茫人海间,和开林相遇是偶然,和开林相知是良缘。我庆幸我有这样一位能推心置腹的忘年的友人。

寂寞分水塘

叶文玲

山水胜迹,是永远葱绿心田的诗行。

这些葱绿心田的诗行,往往不仅擅形胜之美,更因有人文内涵。因此,省政协文史委考察中对几个名人故居的探访,便使我有挥之不去的印象。

除了以前所描述过的艾青故居,还先后看过了吴晗、马寅初故居,新近,又单独观瞻了陈望道和冯雪峰故居,先辈们的千秋英业万载文光,就像难忘的电影镜头不时在心头闪回。

最早敬识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陈望道先生这一名字,并非得见于他最早以中文翻译的《共产竞宣言》,却是因为我的先生和兄长都是五十年代的复旦学子,当先生和兄长屡屡以极恭敬的口气说起这位解放后第一任老校长时,紧随的话题便是校长先生的大作《修辞学发凡》是中文系、新闻系的必读书目;而让他们倍感荣耀的则是:在弥足珍贵的毕业证书上,在校长一栏签署大名的,就是陈望道。

陈望道的故乡在义乌夏演分水塘。去访适逢暮春时节,连日阴湿雨重,越近村落,道路越见泥泞。这一切情景真呈颇具象征性:就像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总要大费周折一样,寻路“望道”总是曲折的。试想想,如果不是陈望道的熠增大名,如果不是这本薪火般的《宣言》,在地图中连“句点”般的标志都难有的小小山村分水塘,怎会赫赫有名呢?

细雨蒙蒙中来到分水塘,更体验了如今遍地都见的乡村寂寥。刚嘲过午,除了偶尔隐现于田塍中的老汉身影,远近村于真像睡去了一般寂静。真难相信这里就在义乌近郊,与那个昼夜商歌不息的国际商贸城,只有咫尺之遥。

使我惊讶的还有:相对赫然成为热闹旅游点的绍兴鲁迅故居、乌镇茅盾故居,这位学界泰斗故居,前门后道都十分逼仄,紧窄得几乎淹没在左邻右舍的农家宅院中。

说其仄小,可能也不尽然——尽管院落不大,但在上个世纪的浙中地区,陈家算得是耕读承传的富裕农家,不然的话,望道先生也不可能少年读书、青年远渡重洋去日本留学而后成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的。而今,除了“还原”的宅院,在门墙一侧,有保留至今的柴房和天井小院;墙院门高楣重,门楣上尚有题诗的墙画,架筑在旧墙垣上是结结实实的乌木栋梁。在时下热衷收集民居装饰的人眼里,那些雕刻精致的“牛腿”和花窗,绝对还是价钱不菲的古建筑呢!之所以如此说,是听说望道先生身后萧条,这所老宅早在解放初就曾易主。宅院的后来拥有者确曾有过将这故居旧房“拆了零碎卖也能得点钱”的主意呢。谢天谢地,多亏当地几位文化界人士有心而想方设法力保了原迹,不然,这所故居也将不“故”,和各地许多黯然消失的文物一样,难逃一劫的。

进宅前,引领的文友特意让我七拐八弯从后门拐进,为的是让我先去看看那所柴房。原来,这柴房于故居,笃笃有着经典意义上的巧合:1891年寒风料峭的元月,望道先生在这柴房中落生,20年后翻译《共产党宣言》,也并非在正宅书斋而偏偏藏身这座零落不堪的柴房,解其岑寂并支持他成就这一功业的,就是生育了他而又悄悄为他送饭的高堂慈母。

而今,柴房的土墙、木梯俱已东倒西歪,那峰然出挑的根根檩条,却依然犹似浙中汉子的肩膀臂膊,硬硬地撑持着这座越过百年的风雨柴房,无言回应后人的深层敬识,殷殷期待着修缮时刻的到采。

暮春的雨,一丝丝,一丝丝,悄然顺着起了苍苔的檐头飘落,一丝丝,一丝丝,无声涸湿着砖石坑凹的天井。走进这座静得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宅院,走进这一间间泥地斑剥苍苔阴湿的厢房,小小山庄的无边寂静在沉沉墨色中慷然笼罩,周遭的一切似都在这春暮黄昏的小小山庄归于化境。抬头凝望间,惟有先生敦厚的面容,在一帧帧标识着时代印记的黑白照片中别出一格,那双沉思的眼睛尤见持重沉稳。

以点薪传火的先驱形象入世,以传道解惑的贤师生涯终生,这便是世人眼中沉稳如岳的学界泰斗陈望道。先生一生特别晚年之所以不同于许多早期的革命者命运坎坷,也许正如其大名,虽毕生“望道”然品性持重沉稳。尽管是最早吹响革命号角者,即便当年面对围剿左翼文艺者也一直是勇敢的斗士,但在革命成功后,连毛主席也尊为师者推崇十分的陈望道,一直“低调”为人,终生勤勉教事。所以,先生磊落心胸坚守其节又不争风头,故能在风云激荡的大变数中坚贞操守,沉稳如常地从事语言文学研究,这一切,都说明这位传道解惑者,骨子里仍是文人,是一位最重道德文章的大学者。

“性格即命运”。感慨万端中,不由得又想起这句老话。

感怪万端中出了院门,回头一看,蓦然发现院角小小天井中,竟有一棵郁郁的枇杷和一棵同样枝繁叶茂的石榴,枇钯已经青果累累,石榴更在这寂寥的暮色中红似一团燃着的火。缠缠绵绵的细雨,云一般烟一般地缠着这两棵情侣般地相依的果树飘散,只见青的更青红的更红,惟有原本晶亮亮滴落的水珠,却烟一般云一般在枝干树梢中悄然遁迹。

出了宅院,再次来到村头,只见一操被劈得只剩两株枝桠的百年老樟,依然横势的虬枝青翠欲滴,樟树毕竟是樟树。亭亭伞盖下,从它身下伸出的一条窄窄田埂,将一池清汪汪的塘水分成了两半,村庄为何得名分水塘,一目了然。

为我们引路的一位村人老汉再三地说,这塘水虽小,但一股通向浦江,一股通向义乌,却是多少年多少代都不曾变过的。

是不会变。小小分水塘因为一塘分水而名;小小分水塘因为有了播火传薪的望道先生而名。这一切,是历史更是人文铸定的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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